上饶历史文化名人代表简介
境内仅历代宰相就有23人，进士2097人（含武进士56人），其中有名可查的1515人（内含武进士35人），状元13人（含武状元3人），榜眼6人，探花5人，传胪2人，文武举人2710人。铅山县有“隔河二宰相，百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之说。婺源县有“兄弟三进士” 、“三代四进士” 、“ 一门十一进士” 、“ 六部四尚书” 之传。仅婺源1县，收入《辞海》的7人……
 
吴芮（？—前202年），五彩山（今余干邓墩）人，是秦汉交接时期的百越领袖，西汉初年唯一善终的异姓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的七世孙。
秦朝末期，吴芮被举荐为番邑（今鄱阳）令。他大胆革除弊政，轻徭薄赋，采取了一系列兴修水利，鼓励耕种的措施，大力发展生产。深得民心，番邑人都尊他为“番君”。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八月，吴芮在番邑正式起兵，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百越民众群起响应。吴芮用同乡梅娟和女婿英布训练士卒，指戈反秦。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吴芮为衡山王，建都于邾（今黄州），统管百越地区。楚汉相争，吴芮助刘邦统一天下，建立西汉政权。刘邦于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立吴芮为长沙王，建都临湘（今长沙市），领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五郡。次年，奉令吴芮率兵定闽，至赣南金精山（今宁都县西北15公里翠微峰）病逝，谥号文王。与吴芮相关的遗址很多，散见于鄱阳湖地区。波阳有“吴王殿”；德兴有“汉长沙王隐居地”、“铸印墩”等。
 
陶侃（259—332）字士行，鄱阳（今鄱阳）人。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
陶侃早年孤贫，曾捕鱼奉亲，后为县吏。庐江太守张夔荐举陶侃为孝廉，从郎中尚书。先后讨平张昌、陈敏、杜韬、苏峻叛乱。官至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官号都督荆、雍、益、梁、交、广、宁七州诸军事，拜大将军。陶侃戎马生涯长达41年，始终精力充沛，博闻强记，勤于政事，所有公文无不亲自批阅；接引宾客耐心及时，号称门无停客。陶侃自幼饱尝生活的艰辛，所以特别重视劳动，格外珍惜劳动成果。他认为“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陶侃运甓”的故事流传千载。陶侃为人持重，谨慎细致，不尚浮华，公私分明。陶侃晚年，不愿插手朝政，病危时，打算回长沙，临行前将所有军械器杖和牛马舟船造册登记，加盖印记，封存于库中，钥匙由自己亲自掌握，直到交给继任者，才登船出发，一时传为佳话。陶侃雄毅明决，勤劳忠贞，惜时爱民，节物尚廉等高贵品德，千古传颂。他是有晋一代文韬武略的名臣，其孙陶渊明为著名诗人。
 
王贞白（875—？），字有道，号灵溪。广丰人。唐乾宁二年（895）登进士，七年后（902）授职校书郎。在登第授职之间的七年中，他随军出塞抵御外敌，写下了许多边塞诗，有不少反映边塞生活，激励士气的佳作。征戍之情，深切动人。对军旅之劳、战争景象描写的气势豪迈、色彩浓烈、音调铿锵。后以世乱而不仕，归隐后，曾在西山（今广丰中学内）建“山斋”，传道授业，常与罗隐、方干、贯休等名士同游唱和，手编所作诗三百首及赋文等，为《灵溪集》，共七卷。王贞白“学力精湛，笃志于诗”，其诗“内涵深刻，意存高远”，“清秀典雅，辞意工丽”，对江西文坛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诗，深受四方学者所推崇，尊以为师。王贞白诗以《御沟水》最为称著。名句“一寸光阴一寸金”，至今民间广为流传。王贞白卒葬于县城西门外，并建有有道公祠。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别号兰亭、紫阳，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婺源松岩里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
朱熹19岁中进士，22岁应朝考授左迪功郎、同安县主薄，此后曾先后出任知南康军、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焕章阁侍制兼侍讲等职。绍兴三十年，朱熹师从著名道学家程颐的再传***李侗。他全面继承了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又吸收了张载等各家的观点，建立起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朱熹的学说主要是：一、“以理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二、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维护封建道德；三、“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它以理学为最高范畴，故被称为理学或程朱理学。他的著作很多，《四书集注》是明清两代朝廷指定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他的注解，被认定是正统观点的标准答案。经他的注解，孔子的学说被涂上了一层封建理学家宗教主义的色彩，并取代了经文的地位。在思想界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局面。
朱熹又是著名的教育家，有关教育的理论实践对后人的影响深刻。先后建白鹿洞书院、“武夷精舍”和岳麓书院，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朱熹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散文家，他一生写诗作文，整理文学书籍，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诗文作品和文学研究专著。据统计，朱熹诗文创作50多年，存诗达1150首。朱熹生前曾两次回婺源故里祭祖。
 
姜夔（1155—1221）宋饶州鄱阳（今鄱阳）城郊姜家坝村人。字尧章，所居与白石洞为邻，自号白石道人。庆元三年（1197），姜夔向朝廷上《大乐议》、《琴瑟考古图》、《圣宋铙歌》，他想整理国乐，又终未得到重视。就致力于书法艺术的发展，书写和整理了《绛贴平》|《圣母贴跋》、《禊贴跋》、《禊贴偏旁考》。庆元五年（1199），复上《圣宋饶歌鼓吹》十二章，诏免由地方送考，直试进士，又因“时嫉其能而不获尽所议”，仍遭不为录用的打击后，一生不仕。他的精力全部用于献身文学和艺术，往来于大江南北，与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张兹等相结交。其工诗词，擅书法，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多写景纪游、抒写个人情怀之作，对后世影响较大，为南宋文人词重要作家。著作有《白石道人诗集》、《诗说》等。姜夔集诗、词、音乐、书法、鉴赏、文学评论家于一身，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多才多艺文化名人。嘉定十四年（1221）卒于杭州。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爱国诗人。
谢枋得自幼读书聪敏，广闻博见。为文高迈奇绝，自成一家。宝佑四年（1256）与文天祥、陆秀夫同举进士。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吴潜宣抚江东西时，他聚众万余守信州。五年为建康考官，出题以贾似道政事为问，暗讥时事，忤似道。谪居兴国军。咸淳三年（1267）赦归。后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力拒元将吕师夔的围攻。信州失陷后入建宁唐石山，变姓名，已而卖卜建阳市。宋亡，居闽中。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为程文海所荐，辞不起。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强之北行，至大都，不食而死。有《崇真院绝粒》诗明其志。门人私谥“文节”。谢枋得原著有诗文六十四卷，但因屡遭兵灾，所存无几。经后人多方采揖，仅得《叠山文集》五卷，附录一卷。其中卷一至四，包括书、序、记、启、铭、疏等，卷五为诗，附录是后人所撰有关他的传记、年谱以及诗文等。枋得的诗词大都是在民族存亡严重关头，同南宋奸臣、蒙古贵族统治者作斗争时所作，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洪皓（1088—1155）江西鄱阳人，字光弼。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中进士。出任海宁县主薄、摄县令事。宣和六年（1124）为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司录。建炎三年（1129），上书请高宗移驻金陵，迁五官，任徽猷阁侍制，以礼部尚书出使金国。金军西路统帅粘罕威逼洪皓去宋朝叛臣、金军扶植的刘豫傀儡政权伪齐部下任职，洪皓断然拒绝，险被杀，被金国流放冷山（今黑龙江境内）十五年，备极艰苦。在流放期间，他不断搜集北国人民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撰写成《金国文具录》。绍兴十三年（1143）才回到南宋。除徽猷阁直学士，遭秦桧忌恨出知饶州。复又被桧党诬陷，责以濠州团练副使，绍兴十七年（1147）削夺洪皓的官职，将其流放到岭南的英州（今广东英德县）。绍兴二十五年（1155）秋，复官为左朝奉郎，主台州崇道观。洪皓死于北返途中。
洪皓的一生，是“临大节而不可夺”、“宝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豪迈一生。他才高学赡，文章道德两相济美，为南宋文章大家。主要作品有《文集》10卷，《春秋纪》30卷，《帝王通要》5卷，《姓氏指南》10卷，《松漠纪闻》2 卷、《金国文具录》1卷、《鄱阳集》4卷等，均为后世之宝贵财富。
 
洪迈（1123—1202），江西鄱阳人，字景庐，别号野处。父洪皓、兄洪适、洪遵，皆著名于世。
他博极群书，虽稗官野史，释老杂言，无不涉猎。高宗绍兴年间十五年（1145）中词科，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在近五十年的仕宦生涯中，几次出入临安，先后担任福州教授、起居舍人、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馆编修官、中书舍人、吉州知州、赣州知州、泉州知州、建宁知州、婺州知州、翰林学士等官职。政事之余，不辍读书写作。绍熙二年从绍兴解印归里后，更是谢绝外事，一心写作，著述甚丰。《宋史。艺文志》收录他的著述如《宋四国朝史》、《钦宗实录》、《节资治通鉴》、《经子法语》、《野处类稿》《续笔》、《夷坚志》等三十一种一千多卷。《容斋随笔》、《夷坚志》更是千古绝唱。《容斋随笔》始撰于隆兴元年（1163），即是读书心得，又是典故考镜的书，不仅涉及了宋以前的一些史实，政治经济制度、典章典故，也对宋代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了评论和综述。可以说此书是南宋笔记体的代表。《夷坚志》是宋代志怪传奇小说的上乘之作，被誉为“稗官野史的宝库”。洪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是宋代著名文学家。
 
洪适（1117—1184），原名造，后更名适，字景伯，又字温伯、景温，洪皓长子。因晚年居住老家鄱阳盘州，故号称盘州老人。洪适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院史；南宋金石学家、诗人、词人，与弟洪遵、洪迈皆以文学负盛名，有“鄱阳英气钟三秀”之称，朝廷封鄱阳郡开国公，逝后又赠谥号文惠公。
洪适诗文论著甚多，四方传诵。今存有《盘州文集》八十卷，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存词《盘州乐章》一卷，《隶释》二十卷，《隶续》二十一卷，是其重要著作。据其弟洪迈说：“吾兄文惠公区别汉隶为五种书，曰释、曰缵、曰韵、曰续，四者备矣，惟韵书不成。”现只存《隶释》、《隶续》二种。是书为考隶而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
 
洪遵（1120—1174），字景严，洪皓第二子。出生于鄱阳（今江西鄱阳）县城内澹津湖畔。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以第一名的成绩名列博学宏词科，赐进士出身，破格授予秘书省正省字官职，入国史馆。后历任州通判、知府、知州、起居舍人、吏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枢密院都承旨、资政殿学士等官职。洪遵一生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勤政为民，清正廉明，政绩卓著。
洪遵博识多闻，涉猎甚广。他的传世名作《泉志》，是历代钱币学家都要认真研读的书。这部十五卷的钱币大观，收录了五代以前三百多种中外历代钱币，并对这些钱币进行了详细记述和评论。《泉志》又是一部钱币归类学，书中根据钱币的传播情况分成正用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奇品、神品、厌胜品六大类，成为保存中国古代钱向的宝贵资料。洪遵通过对钱币的研究，阐述了货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洪遵著述甚丰，尚有《订正真本史记凡例》、《迩英记》、《祥曦殿记注》、《翰苑群书》、《集验方》、《中兴玉堂制草》、《翰林遗事》等书和诗集《小隐集》。
 
汪应辰（1117-1176），男，字圣锡，名洋。玉山县人。自小聪慧好学，16岁前，乡试、会试均夺魁。绍兴五年（1135）中状元。初任镇东军签判，后任秘书省正字、知府、太守。绍兴二十六年（1156）任吏部郎官、右司、秘书少监、代吏部尚书。隆兴二年、三年又任四川制置使、四川宣抚使。乾道三年（1168）回京任吏部尚书、翰林学士、侍读，55岁时被贬知平江府。次年辞职回家。
 
汪应辰一生勤学、勤思、勤政，严于律已，清廉公正，吏治有方。在任内整肃军纪，力主抗金；鼓励发展手工业，惩治贪官污吏，免除百姓劳役，购粮赈灾。“肃吏道，革时弊”,是一位有成就、有业绩、有历史影响的封疆大吏。著有《文定集》50卷，《玉山文集》50卷，他的状元卷被后人誉为“吏治宝典”。朱熹《祭汪尚书文》评价“惟公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道尊德备，而不自以为得。位高声重，而不自以为荣”。
 
施师点（1124—1192年），字圣与，广丰县人。自幼聪慧过人，年二十入太学，绍兴十七年（1147）登进士第，授复州教授，因母丧，未就任。孝期服满后，调临安府教授。乾道八年（1172），兼权礼部侍郎，除给事中。曾假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出使金国，不辱使命。后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淳熙十五年（1188）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泉州。绍熙二年（1191）除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死后葬于今吴村乡官山村棋盘坪。
施师点一生著述颇丰，有《奏议》七卷、《制稿》八卷、《东官讲义》五卷、《易说》四卷、《史识》五卷、《文集》八卷，并行于世。施师点与当时的左宰相周必大同辅朝政，徐图恢复，北伐雪耻。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出生于余干县城东隅。祖籍浙江嘉兴府崇德县。宋太宗长子赵德崇七世孙。赵汝愚宋乾道二年（1126）26岁时应试进士科，一举夺魁。次年任宣义郎，不久派知信州，接着知台州，后又任江西转运判官、敷文阁侍制。淳熙十二年（1185）后任四川制署使兼成都知府、吏部尚书、知枢密院事等职。54岁时，因扶立宁宗有功，迁右丞相。不久，遭权臣韩佗胄忌恨排挤、陷害，左迁远东节度副使，贬谪永州，客死去永州的途中。
赵汝愚为人清正廉洁，品格高尚，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尊崇儒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他结交的师友如张式、朱熹、吕祖谦、汪应辰、胡铨等都是正派官员或学者名流。对于他们抗敌、施政方面的主张和建议，赵汝愚总是仔细倾听，以资政鉴。生活上极为节俭，史书记载：“自奉养甚薄，夕阳郎时，大冬衣布裘，至为相应变亦然”。“聚族而居，门内三千掼，所得廪给，悉分与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无闲言”。著有《太祖实录举要》、《笃行事实》、《宋名臣奏议》等三百卷，诗文十五卷。
 
陈康伯（1097——1165）字长卿，弋阳县南港口乡南山人。宋宣和三年（1121）进士。历任太学正、柯州代理知州、太常博士、枢密院大计议官、泉州知州、汉州知州、吏部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等职。
陈康伯为人刚正不阿，虽与秦桧在太学有旧，秦桧当权，他并不阿附逢迎，也没有任何请托之事。任吏部侍郎时，主张节用省费，减轻百姓税赋，平反冤狱。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南下侵宋，陈康伯力主抗金。金兵至庐州，朝臣有遣家避难者，他独具舟迎眷属入临安，又荐虞允文参谋军事，在采石大败金兵。隆兴元年（1163），以病坚请去位，除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判信州。次年，金兵复南犯，再任左相兼枢密使。乾道元年（1165）病死于京城任所，终年69岁，归葬于弋阳县新政乡九龙岗。其遗著《陈文正公录》入《四库全书》。
 
 
汪藻（1079——1154），字彦章，今德兴市海口镇小浮溪村人。宋崇宁二年（1103）进士及第，历事徽、钦、高三朝，累官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擢给事中，迁兵部侍郎，兼侍讲，拜翰林学士，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显漠阁学士知徽州（治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州（今安徽省宣州市）。去职后居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绍兴二十四年（1154）病逝，追赠端明殿学士。
汪藻为南宋江西诗派著名诗人。诗学苏轼，风格清新，深醇雅健，格律精美。有记事、感时、揭露时弊、赞颂之佳作。亦工骈文，尤擅长短名，号为“南宋词臣之冠”。有《浮溪词》传世。与诗比较，他在长短名即词的创作上成就更大。汪藻于史学亦颇多贡献。徽宗时，曾任九域图志编修官。高宗时，撰《靖康要录》16卷，评记宋金和战事。绍兴八年（1138）修撰《政事纪录》665卷，广采哲宗元符三年（1100）至宋徽宗宣和七年（1126）诏令。另有《浮溪集》60卷行世。其中《浮溪集》36卷、《浮溪文粹》15卷收入《四库全书》。
 
徐谦（1776—1864）男，字益卿，号白舫，别号鹤洞子。广丰人。嘉庆丁卯（1807）举于乡，辛未（1811年）登进士，改庶吉士，为翰林院编修，改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丁丑（1817），补考功司主事缺，充会试对读官。已卯（1819年）任储济仓监督，庚辰（1820）调海运仓。为官清正廉明，深受好评。后授朝议大夫。道光甲辰（1844）因父丧，母亲年迈，辞官回乡，以教书为生，先后主讲白鹿洞、紫阳、鹅湖、丰溪诸书院。有《悟雪楼诗存》初、二集，《丰溪瓣香集》行世。
徐谦少负隽才，尤以诗文名重一时，其为文简古流宕，不乏佳作。徐谦的五律、七绝最受人称道。五言取法魏晋，意境高古，极耐咀嚼。《桑畦》、《竹深处》、《晨霁采菊》等，均为集中佳品。其实徐谦集中最有价值的是那些针砭世事，反映民生疾苦之作。以《突无烟》、《官赈谣》尤著，其反映现实之深，在古代诗歌中，亦不多见。清张应昌将其收入《清诗铎》中。
 
夏尚朴（1466—1538）字敦夫，号东岩，广丰人。明正德与嘉靖年间古文家、诗人。正德六年（1511）登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后迁惠州知府。嘉靖初年（1522），经人荐起为山东提学副使，后擢南京太仆少卿，期间与当时著名的学者魏校、湛若水等经常往返切磋学问，跟王阳明也甚友善，互有诗赠答。嘉靖八年（1530）引病辞归。
夏尚朴早年曾师从于吴与弼，后跟著名学者娄谅学习，传主敬之学。夏尚朴的诗除应酬之作外，大部分是写家乡四季景物及自己的隐居生活，也有一些能反映民间疾苦，表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心。其还有一些讲理学的诗，颇有哲理和情趣，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夏尚朴大量的山水纪游之作颇具特色，特别是那些山居诗，读了颇能使人想起王维的“独坐幽篁”之类。象《周村八景》及临溪、游岩、看云赏花的《幽居即事》等都具备了这种风格。夏尚朴的著述有《东岩文集》六卷、《东岩诗集》八卷，收录于《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吕怀（1492—？）字汝德（《四库全书总目》为汝愚），号巾石。广丰人。明代理学家、音乐家、诗人。嘉靖元年（1522）登乡荐，十一年（1532）举进士，选翰林第一，历兵、工二科给事中。是早建储宫及薛从祀等疏。改南雍司业春坊左司直郎，历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因不附权相，寻迁南京太仆少卿致仕。
吕怀师事湛若水，笃志圣贤之道。平生博览群书，学问淹贯，凡心性统诸经史百家天文星象律吕精言，无不荟萃融洽。著述颇丰，有《周易卦变图传》二卷，另有《巾石类稿》三十二卷，但原本已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仅存目一卷《巾石遗编》，不成卷帙，可能是其子孙所录存。吕怀精于音律，有《箫韵考逸》二卷，《律吕古义》三卷，分别存目于《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乐类。
 
费宏（1468——1535），男，字子充，号健斋又号鹅湖，晚年自号湖东野老。当地民间称作费宰相，铅山人。十三岁中信州府童子试“文元”，十六岁中江西乡试“解元”，二十岁中殿试“状元”。入仕以后，官职屡迁，三次入阁，正德五年（1510）进礼部尚书。次年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进户部尚书。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反叛。费宏组织义兵，联络府县官员，会兵进剿，致使叛乱旋起旋灭。嘉靖二年（1523）为首辅，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六年，致仕。十四年，复官如故。
费宏待人平易，为政宽和，体恤民情，为官清廉。但刚正鲠直，不畏权奸，不为物役，决断果敢。虽屡遭迫害，一生坎坷，两落三起，却又不损清誉。费宏居家时，开挖惠济渠，建筑新成坝，讲学含珠山，造福桑梓。费宏工诗善文，著有《鹅湖摘稿》二十卷，以及《湖东集》、《宸章集录》、《遗德录》、《惭愕录》等若干卷。另有徐阶、刘同升编《费文宪集选要》七卷，存于《四库全书》中。六十八岁时无疾而终，谥文宪。归葬故里铅山横林。
 
胡居仁（1434—1484），号敬斋，余干县梅港人。幼时聪敏异常，时人谓之“神童”。稍长，胡居仁从安仁干淮游先生学习《春秋》，日千言。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左传公羊、诸子百家、楚辞汉赋、唐诗宋辞等，无不涉猎。及壮，师事崇仁硕儒吴与弼，饱读儒家经典，尤致力于程朱理学。常与友人陈献章、娄谅、谢复、郑侃等人交游，吟诗作赋。人谓之举仁学派，名闻当时，影响后世。
成化年间，胡居仁东游钱塘、太湖等地，寻访名贤；遍览金陵、浙江、福建等地的风景名胜，与人交流探讨学术。主张“以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胡居仁的学术思想不落窠臼，丰富和发展了程朱理学，自成一体，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大家。胡居仁性情笃厚，品德高尚，淡泊自处，自甘寂寞，远离官场。他生活十分俭朴，唯以讲学为念，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不安。他致力于教育，从教二十余年，治学严谨，制订学规并亲自讲学，务求学生学以致用。先后创办了南谷、礼五、碧峰书院。江西学使李龄、钟成二人曾相继聘请胡居仁主讲白鹿洞书院。著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居业录》及《居业录续编》等书行世。万历十三年（1585），胡居仁被崇祀孔庙，足见其学术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江永（1681—1762）字慎修，又字慎斋，婺源县江湾村人。清朝杰出的经学家、音韵学家、天文学家。皖派村学的奠基人，在宋明理学没落后向乾嘉汉学挺进中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的巨壁。
江永自幼聪慧，稍长即开始研习《十三经注疏》。凡古今制度、天文地理、钟律推步、中外历算等，无不深究索隐，测其本始，而对“三礼”（《礼记》中的周礼、仪礼、礼记）尤精思博考。年21岁为县学生（附生），34岁补廪膳生，62岁开始充当贡生，终生未踏仕途，为诸生数十年，蛰居乡里执教与著述。他治学以考据见长，开皖派经学研究新风，为自汉代经学郑康成以后罕见的学识渊博的经学大师。江永治学态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世致用”。他坚持刻苦攻读，潜心研究，读书有得，即随笔撰写，勤奋著述，每著一书，即能采前人的长处，又有自己独创的见解。江永的著作甚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9种计260余卷。被《四库全书》采纳的有20种计170余卷。张之洞撰《书自答问》，将江永的十六种著作作为治学必读的书给予介绍。江永还提出了许多有益民生的建议和措施，他设计了一些水利工程。如现尚存汪口村的“平渡堰”（又称曲尺碣）至今仍使百姓受益。
 
齐彦槐（1774—1841）字荫三，又字梦树，号梅麓，婺源冲田人。自幼颖悟超群，举安徽优贡第一。嘉庆十三年（1808）恩赐举人，次年中进士，先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常州府金匮县知县。到任后，“清积弊，毁谣词，案牍胃集，剖决如流”，民称“齐青天”。甲戍（1814）大旱，他创立图眼法，令各图损钱自赈，一切不经官吏手，富户踊跃集资十四万缗，饥民全活无算，并以余钱造“望亭桥”，修“泰佰墓”。齐彦槐加知州衔候选郎中。主张引黄河水入运河并要求开辟海运，道光七年（1827）署苏州府督粮同知，后援例晋升候选知府。翌年冬，因母亲病故，乃辞官，不复出。
齐彦槐不仅为政有方，而且深明弧角之算。造出“龙尾”、“恒升”二车（撩车）便**水，效益显著，受到林则徐的重视和称赞。齐彦槐还精心制作一架天文钟——“中星仪”，高三十三点四厘米，外表为圆形天球，天球表面阴刻星象、节候，中部偏下有一圆孔，插入锁匙，将天球内部装置的发条上紧，发条产生动力转动齿轮，天球旋转，即可了解天上星象位置和运行情况，准确方便，为西方所未有，当时对此评价甚高，诚“千古以来未有之能事，精微之极至矣”。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蒋仕铨（1725—1785）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容、藏园，晚号定甫，离垢居士，铅山县人。清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是乾嘉诗坛的领袖之一，而且以戏曲成就独步当时。
 
蒋仕铨于乾隆二十二年中进士，入庶常馆三年，随后供职翰林院编修，期间先后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续文献通考》纂修官。乾隆二十九年辞官南归，寄寓南京，与袁枚为邻。先后主讲会稽蕺山书院和扬州安定书院。乾隆五十年（1785），蒋仕铨病逝于南昌藏园，终年61岁。蒋仕铨一生，“存诗二千六百余首，词二百七十余阕，还有文集十二卷、杂剧、传奇十六种。戏曲创作完成了《桂林霜》、《四弦歌》、《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空谷香》、《一片石》、《第二碑》和《冬表树》，合称《藏园九种曲》，是蒋仕铨戏曲成就的代表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乾隆时期的社会生活，鞭挞贪官污吏，批判科举制度，张扬民族气节，同情人民疾苦。这些作品以很高的文学性流播艺苑，奠定了他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有人称其曲为“近时第一”（李调元《雨村曲话》）。梁启超称赞他“为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
 
詹天佑（1862—1919）字眷成，婺源庐坑人。中国最早的杰出的铁道工程专家。
詹天佑为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光绪十四年，任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被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为会员。此后历任津榆、锦州和萍醴铁路工程师、新易铁路工程师、京张铁路总办兼工程师、洛潼铁路顾问总工程师等职。宣统元年，受赐工科进士，任留学学生主试官、邮传部顾问官、学部咨议官，并派任商办四川铁路公司总工程师。民国元年，任粤汉铁路会长，被公举为“中华工程师会”会长。民国三年，任粤汉川路督办，孙中山大总统晋升其为上大夫少卿衔，委为交通部总长，奖给二等宝光嘉禾章。民国八年，受北洋政府派往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代表兼该会技术部之中国代表。同年四月十五日，因病请假回武汉，于二十四日逝世，终年59岁。
詹天佑的一生，为中国铁路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中，詹天佑细致测量，精心设计施工，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采取两端开凿、中开竖井的施工法，顺利解决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工程难题。并对地势陡险、坡度大的八达岭，设计开成“人”字路线，使列车顺利行使。行车时遇到车厢脱节，还仿造了自动挂钩，人称“天佑钩”。京张铁路提前两年竣工，被外国工程师视为奇迹，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和民族自信心。
 
方志敏（1899—1935），原名远镇，乳名正鹄，号慧生，志敏系学名，弋阳县漆公镇湖塘村人。1916年秋，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念书，组建“九区青年社”，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至1927年间，任中共江西省委农委书记，领导了“漆工镇**”。1928年1月，当选为中共五县工委书记和武装**总指挥。1931年至1934年11月，创建红十军和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党政军主要领导。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成员。1934年11月24日，奉中央军委电令，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率红十军团北上。1935年1月，因叛徒出卖，在怀玉山被捕。在狱中，方志敏面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和诬陷迫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13万字的文稿和信件，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和爱国情操。是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慷慨就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黄道（1900—1939）又名黄端章，字一鸣，横峰县姚家乡姚家垄村人。1919年秋，在南昌与袁玉冰等组织鄱阳湖社，翌年12月改名江西改造社，同时创办《新江西》季刊。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1925年组织“岑阳学会”，开展农**动。1926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横峰县第一支部。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后任中共横峰区委书记、弋阳区委书记，参与组织和领导弋横大**。1931年3月，黄道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兼肃反委员主席。随后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1931年4月，任中共闽北分区区委书记，以后又兼闽北军分区政治委员。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黄道坚守闽北根据地，领导闽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月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党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东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和**部部长。以后又任江西省委书记。1939年5月间，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奉命向上饶转移，黄道病于铅山县河口镇，被国民党特务暗害。
 
娄谅（生卒年月不详），字克贞，号一斋，江西省上饶市水南人。明代理学家。少时发愤攻读，有志于圣学。听说名儒吴舆弼在临川讲学，即负笈前往求教。舆弼告以“为学须亲细务”。娄谅素豪迈，闻却折节称服。自此，虽洒扫庭院之事，必亲自操持，毋稍懈怠，其学以“收心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王守仁（阳明）少年时，闻名亦前来从谅学。明景泰四年（1453）年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天顺末年（1464年）被授为成都训导；因淡于官场名利，不久便借故告归，闭门著书，终成《日知录》40卷，《三礼订讹》40卷，《春秋本意》等著作出行世。因其孙女婿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受株连而被捕入狱。
 
娄性（生卒年月不详），字原善，号野亭，理学家娄谅长子，江西上饶市水南人。明成化年间中进士。其后授南京职方主事，历武库郎中、兵部郎中等职，卓有建树。弘治七年（1494）娄性修筑高邮湖堤，亲临湖堤督饬，不期年而功告成，御赐名“康济渠”。弘治十一年（1498），应翰林院编修、江西提学佥事苏葵之请，主讲庐山白鹿洞书院，任山长。四方之士慕其名而求学者甚众。娄性又着力修缮院舍，除旧布新，将书院推向鼎盛时期。后又主讲鹅湖书院。娄性潜心圣学，于已学而不厌，对生员则诲而不倦。更着手整理书院款产，将被侵占之学田，重新立册登记入户，使生员膏火有着，为鹅湖书院之继续发展打下基础，为古代之教育事业立下不朽之功勋。平生著作有《野亭诗稿》、《皇明政要》。
 
张潜（1025—1105），字明叔，江西德兴银城吴园人。张潜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致老不倦。可谓“无书不窥”，对于天文、地理、人伦之学尤精。虽终身布衣，但“喜赋诗，工楷书，著有《诗集》十卷”。平素乐善好施，荫德四方，常出巨资兴修邑间水利和道路。
张潜博通方技，悉心科技研究，业精于湿法炼铜技术。他以长期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整套完善的冶金工艺，于绍圣年间（1094—1097）写成湿法炼铜专著——《浸铜要略》（宗谱称《浸铜利便》）专著，揭开了“胆铜”奥秘。所谓“胆铜术”就是把铁置于胆矾水（即天然硫酸铜）槽田中，使胆矾水中的铜离子与铁产生置换反应，将铜沉淀下来的一种产铜方法。《浸铜要略》的问世和湿法炼铜技术的推广使用不仅迅速地提高了宋代铜的产量，有利于国计民生，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湿法冶金技术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胆水炼铜技术源自中国，是世界湿法冶金技术的始祖，同时在化学发展史上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张潜在世界冶金和化学史上的一项卓越贡献。
 
汪鈜（1466—？）字宣之，行荣四，号诚斋，江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1502）中进士。初授主事之职，历任广东提刑按察司佥事、广东提刑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汪宏在任期内，时因西洋佛郎机（葡萄牙）入侵，广东海防局势紧张，发生了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入侵者的首次战争。汪鈜亲身参与和指挥了这次战争，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主要功绩：第一，任广东海道数年，巡视海疆，为整顿广东的防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提出《要策十二事》，对国家海防建树殊多。第二，在屯门海战中，坚决驱逐和歼灭葡萄牙入侵者，创造了师夷长技以驭夷狄的战例。第三，推广使用佛郎机铳等先进军事装备。第四，忠诚的德行。处处事事以国家、百姓的利益为重。第五，重考察，重务实的处事精神。第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品。
 
柳子谷(1901—1986年)，名习斌，号怀玉山人，堂号双翔阁，江西玉山人。著名国画家。兼擅山水、人物、花卉，尤精兰竹 。江西玉山人，4岁即随父亲读书，自幼酷绘画，自学《芥子园画谱》，悟性极高，少年便以工书善画闻名乡里。柳子谷画竹，潇洒出尘，萧萧有声。被誉为“竹圣”、“板桥第二”；从二十年代画竹，一直画到八十年代。六十年的创作，柳子谷视竹为品格的象征，并且将画竹当作一种人生境界去追求。1956年至1958年历时三年，和满键合作长达27米的史诗巨制《抗美援朝战争画卷》；其精炒的描绘出了雄伟的历史画面，是中国现代画坛上堪称是绝无仅有的杰作。
 
六、饶商文化性格特征
饶商文化受江右商和徽商文化影响。（1）讲究忠孝。（2）讲究信用，以义取利。（3）讲究和气生财。（4）把握市场行情。（5）讲究白手起家，从小业做起。（6）讲究团结互助。（7）讲究回报家族、家乡。（8）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9）“贾而好儒”、贾儒互济的文化性格。
 
七、饶商历史名人代表简介
赵慨，（生年？）字叔朋,河北滏阳人，两晋建武元年，景德镇瓷器师祖，被镇民尊称佑陶神。
何稠，（生年？）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隋代，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使景德镇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陶玉，唐武德（618-626年）中昌南镇（今江西景德镇）人。将所造瓷载入关中，称为假玉器，具贡于朝，于是昌南镇名闻天下。名曰陶窑，《浮梁县志》。
霍仲初，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昌南镇东山人，唐代制瓷名匠。“朝廷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使新平县昌南镇瓷器一举名天下。霍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霍窑”。
唐英（1682-1756年），清陶瓷艺术家，能文善画，兼书法篆刻且又精通制瓷。
张潜（1025—1105），字明叔，江西德兴银城吴园人。北宋铜冶炼家。著有《浸铜要略》（宗谱称《浸铜利便》），《浸铜要略》的问世和湿法炼铜技术的推广使用不仅迅速地提高了宋代铜的产量，有利于国计民生，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湿法冶金技术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胆水炼铜技术源自中国，是世界湿法冶金技术的始祖，同时在化学发展史上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张潜在世界冶金和化学史上的一项卓越贡献。
 
韩宗愈(？—192／)，号文若，广丰县大石乡四公人，著名中医，行医济世。精通《内经》《难经》《伤寒》《温病》等古医典籍。民国初期，曾在县城兴办“原道医局”。著有《医经百解》。其子金池、金章，深得中医家传，均颇有名气。
连氏造纸专家（名、生、卒？）铅山县连四纸，又叫"连泗纸"，相传是福建邵武连姓兄弟经过多年研制，在铅山县境内精工抄造而成，因他们排行老三、老四而得名。铅山连四纸，是中国最高级的竹纸，手工纸当中制作过程最为复杂的一种，可以和宣纸并美，是中国手工纸的代表。历来为宫廷用纸。古代重要的文献档案都用连四纸记载。旧时鸿篇巨著、名贵典籍也多采用连四纸，如明代的《十七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
铅山连四纸属高档文化用纸，以洁白莹辉、细嫩绵密、防虫耐热、永不变色等优点，素有“寿纸千年”的称誉。为修复名贵古籍的首选。其纸质薄而均匀，洁白如羊脂玉，着墨鲜明，吸水易干，书写、图画均宜，所印刷的书，清晰明目，久看眼不易倦。用于书写作画，着墨即晕，入纸三分，历来为国内外书画家所钟爱。尤其是其着墨鲜明的特点，用于碑拓、金石篆刻、印谱艺术效果最佳。因而被广泛用于线装印刷、古籍修复、印谱、书画、碑拓、扇面、装裱字画等。
黄达三(1878～1941)广丰县永丰镇人，祖籍下溪镇罗村。著名工匠。少时受地主欺压，被迫进城投师学木匠。心灵手巧，勤学苦钻，三年艺成，技术全面，尤擅小木。达三的木制品：狮滚球樟木香炉、莲花托烛台、多型茶盒碟、犀牛玩具等，均极精巧。花床、香几，至今榫头紧凑，式样大方，有独特风格。群众誉为“上有鲁班，下有达三”。传艺徒二十余人。其子金湘尤深得家传，曾研制成木质吸水机、手摇切肉机、木制自动火车等。
 
古代婺源商界名人。饶商历史名人中，婺源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现从某个侧面作简要介绍：
徽州各地木商的盟主——婺源木商：他们通过同乡之谊与宗族之好结成既亲密而又松散的商帮，足迹踏遍江南大地，特别是长江下游的“五府”地区和中下游的两浙及“天府之国”的四川，运河两岸的城镇乃至距家千里的“苗疆”、南海，均是婺源商帮活跃的地区。婺源商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弃儒经商之后，往往精于取舍，善于筹算，或坐地贩卖，或长途运销，纵横驰骋于商界。他们主要经营木材，林业是婺商第一位的经营项目。因为婺源山多盛产林木，且林材质地良好，特别是杉木高大挺直，被称为美材而闻名全国。因此婺源木商市场广阔，近至江西、浙江、江苏、闽南，运者“贩木苗疆”，甚至入河套赴都门，不少集市和口岸都有婺商经营的木行。婺源木商是徽州各地木商的盟主，木材贩运几乎为婺源人所垄断，他们除了经销本地的木材之外，还到外地登门收购，或买下客地宅山竹木雇人砍伐，编成木排到消费地区贩卖。木业需要巨额的资本和众多劳动力，婺源木商除少数“积金数万”者以外，多为合股经营。他们经营活动的精力均注入运输即流通过程中，如果成功即获得，如遭火灾或风浪亏损则达数千金。因此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各地木商都要聚集婺源祭祀五木神。
 

纵横天下的婺源茶商：在中国历史上，徽帮中的婺源茶商，纵横南北，其势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们东赴苏杭，南压闽广，驾西安，轶津京。婺源绿茶从此名满天下。

婺源茶商兴于明代
婺源茶商有一句格言：玩龙玩虎不如玩茶。很难想象，茶树上极小极单纯的那一个嫩芽尖，一片不起眼的小青叶，竟构成了贯通古今中国历史，广为五洲百国接受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婺源县峰峦叠嶂，丘陵遍布，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婺源土多红壤，且呈微酸性，暖温带气候，无霜期250天以上，由于地形起伏，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晓雾弥漫，湿度大，十分适宜松、杉、茶等经济林木的生长。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婺源出产的“婺绿”又为茶中珍品。
15世纪，皖南徽州，一个偏僻的弹丸之地却走出豪商富贾甲天下的徽州帮。徽州是由婺源、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六县组成的。由此可见，使中国商界为之震撼的徽帮仅仅是这六个县商人组成的。
明清时期，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是多方面的，盐、茶、木、海货、典当、陶、布、南百货等。在徽商经营的诸行业中，徽商又以邑贯的不同，各有侧重，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歙县则多盐商，婺源则多茶商，休宁则多典当商。
婺源“绿茶”当时名满天下，又加之婺源人的“贾而好儒，外儒内商”的道德观和宗族势力与宗法制度森严，这就注定婺源茶商要在中国商场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洪武十年，明朝廷开始实行汉藏茶马贸易政策，压低马匹而抬高茶价，马贱茶贵。
明初天下的茶叶皆由明朝的驸马都尉欧阳伦统管，规定商人向政府纳钱申请到茶引后方可运出，而后要向当地的宣课司交纳10％的商品税，才能贸易，如私茶出境，一律处斩。欧阳伦仗着自己是朱元璋和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知法犯法，不顾朝廷禁令，多次出境贩卖，牟取暴利。事情败露后，被明太祖朱元璋赐死，可见当时茶叶是何等金贵。
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龙行一步，百草沾恩，他仿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凤阳百姓世世代代不用服役纳税。安徽亦是故乡，所有税赋都有所减免。
婺源隶属徽州，得此优惠政策，仿佛有股神力在推动着婺源，婺源漫山遍野皆种茶。
婺源茶商得此优势，顺势而进。他们走出篱笆墙，同家、同族、同宗结成商帮，北上天津、北京，南下广东、福建，经略杭州、扬州，出击汉口、西安，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全面开花，婺源茶商由内到外四处出击，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怪，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都是婺源茶商在奔忙。婺源茶商好像特聪明，特精灵，那些白花花的银子，黄灿灿的金子都在他们手上流动。到了明末清初，婺源茶商已成巨龙。
婺源茶商“贾而好儒”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万般之中儒最重。只要冠上“儒”字，就是千秋万代的殊荣，如：儒士、儒僧、儒道、儒商……
徽州婺源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儒家思想始终统治着这块大地。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婺源茶商大多表现为“贾而好儒”的特点。
商人和顾客是互惠互利的两极，商人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因此，婺源茶商在行商的道德观里由于带有浓厚的儒家味，这种外儒内商的道德观，使婺源茶商在商场竞争中往往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如清代婺源人朱文炽为人憨厚刚直，在珠江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市侩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在珠江20年，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但他并不后悔。
婺源人詹谷，在崇明为江湾茶业主主持商务，时值业主年老归家，东南又发生战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詹谷不存半点私心，艰苦经营，竟然大获厚利。后来，业主之子来到崇明，詹谷将历年来的账本交给少主，账本上一笔一笔，涓滴无私。崇明人无不叹服。
婺源商人毕因通，曾接受王某的存银60余两，王某突然暴殁，没人知道这笔钱，但毕因通数年后，待王某之子长大成人，便将王某的存款连本带利一并奉还。
如此种种，婺源茶商以儒家的“诚”、“信”、“义”、“仁”的道德观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
依靠宗族进行区域垄断
依靠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这是婺源茶商制胜的法宝。他们坐贾地方市场时，一是控制城镇市集的茶叶全部贸易，二是联合所有徽商把持茶叶市场的清一色。这两大行为在建立区域性垄断时，就必须要联合宗族势力，乡党势力，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优势。
清嘉庆年间婺源巨商胡炳南在上海经营茶叶。期间浙江人杨之清也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茶庄。偏偏杨之清获利心切，一开张，价格开得最低，顾客纷纷趋之。胡炳南获知消息，号令整条街一齐降价，一直降到血本的二分之一，杨之清跟着降价，一连二十天，杨之清还是跟着婺源茶商的价格齐步走。每天至少有五百担茶叶从这儿运走。胡炳南深感惊诧，杨之清是中等茶商哪来这么多钱支撑？一打听，原来在这条街上有个杨之清的同乡，一位大典当商在支撑着他。这个典当商是杨之清“心脏供血的加速器”，“高压泵”。二十天的商战的五分之二的资金是他那儿来的。
婺源茶商尊儒重仕
中国自古重本抑末，民分士农工商，商人在经济上富有，但政治地位则一直不高。婺源茶商深知若在商业上求得大发展，除了宗族势力外，还必须依靠官府的庇护。
为了寻求政治靠山，他们一是结交权势；二是出资办学，督促子弟发愤读书，以求进仕做官；三是“捐纳”、“捐监”。徽商中最典型例子，便是祖籍婺源的胡雪岩，他投靠左宗棠，平步青云，成为红顶商人，做到中国的头号官商。
营茶是艰辛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旦亏损，不但空耗一代人的心血，甚至伤及几代人的元气。
婺源茶商在商战中摸索到一条真理：“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人也好经商，但依靠官僚权贵并非万全之策，最好是自己要有子弟在朝中为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婺源各姓十分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做官，并把这一条列为家典族规之首，百代不变，宣称：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由族人出资培植。如果一家有三兄五弟，定要择其天资聪明者读书，而不是经商。由此可见，在婺源人的心目中，仕重于商。而北方的晋商却不同，晋商子弟多继承父辈家业，依然经商。晋中优秀子弟经商，其次作胥吏，中材以下的子弟，父母才让读书应试，所以晋人中举者之少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晋商缺乏上层建筑的基础，一朝衰落，就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两者相逢，晋商粗直，徽商文雅。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清代扬州八大总商，徽人占了四个。徽商江春任两淮总商达四十年，颇得皇帝欢心，授予布政使之衔。胡雪岩也被朝廷授予布政使官衔，在中国历史上，商人被授予这样高官的商人，除了徽商就没有了。婺源人培养宗族子弟读书，核心是要借此壮大宗族势力，所以，不惜以巨资举办书院学塾，婺源茶商亦源源不断输金捐资助办学校，使婺源成为“东南邹鲁”文化发达、理学昌明的徽州儒学之首。朱熹、江永、胡伸等硕儒即产于婺源，以致明代大文豪汤显祖发出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感叹。从唐朝开科取仕以来，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整个中国也不过产生了10万名左右进士，而弹丸之地的婺源居然有七百多名学子中了进士。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叹为奇迹。建县以来，直至清代，婺源官吏大至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小至县令、县丞有2600多人。这些官吏的亲朋好友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商业保护网，婺源茶商由此进入了一个全盛时代。
婺源茶商哀师必胜
历史上的“徽商”，名扬天下。婺源茶商当然功不可没，但随着“徽商”的完结，封建社会的衰亡，覆巢之下无完卵，婺源茶商的兴盛似乎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婺绿”黄了。突如其来，令人骇然牎
“婺绿”是如何黄了的，又是如何陷入“四面楚歌”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因一：大凡婺源茶商致富后，回乡光宗耀祖，修建宗祠，扶助族中贫穷，以固族中宗法关系。这要耗费一笔重资。
原因二：捐资助学兴公益事业，振兴桑梓人文。置祀田、建学宫、修会馆，多挥金不惜。
原因三：以课税、捐输等形式奉纳给当地官府。如婺源茶商朱文炽，咸丰已未，捐助徽防军饷数千金。
原因四：捐纳、捐监的耗费，清代实行捐纳制，官职可定价出售，为了跻身于官绅行列，婺商不得不付出一笔可观的商业利润。据徽州《阄书契底》称“捐监授职，计费匪轻。”在清代婺源的众多茶商中，如潘开祥之五品衔，汪庆澜之奉政大夫，胡德礼之职监等，无一不是用巨金捐纳所得。
清代婺源茶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除了一部分用于肥家润身外，相当一部分都用于巩固宗法势力，培植、扩大封建势力上了，而从没有投资其他产业的。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人固有的通病。
作为朱熹故里古代婺源商人，在经商活动中遵循儒家“诚笃”、“诚意”、“立信”、“言而有信”等道德说教，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这也是当今饶商们所崇尚、所践行的商业道德。
明清的婺源商人中，还重孝轻利，有些人则是为了了履行赡养父母的孝道而去经商的，如典当商程发暠，因为自小丧父，母亲和年幼的弟弟生活艰难，便毅然离家赴崇明经商。还有远贾金陵的洪登云、商于粤的滕焕然等，从事商业的伦理原因都是尽孝道，体现了重孝轻利的道德风尚。
婺商还信奉“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的伦理，恪守“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信条，经商致富后不忘社会公益，慷慨解囊，致力于捐建义学、修桥铺路、扶贫济危等义举义行。明嘉靖年间，婺源社学(儿童启蒙学校)达140所，居徽州6县之首，这些社学不少是商人捐资创办的。一些商人和商有家族还捐建书院，扶助书院教学活动。史料有关婺商修路、筑桥、捐修谱牒的记载是举不胜举，茶商詹廷墉在家乡修路建桥修志续谱“不下千金”;胡南圭义捐巨资修桥梁建祠宇助赈救灾;余源开不断捐金实施义举，乡亲们赠他“见义勇为”匾额。在四川经商的詹文锡，拿出数千金，雇用当地人凿山开道，将重庆涪合一处人称“惊梦滩”的险道改成便利舟船行驶的通途，当地人嘉其行谊，勒石称此处为“詹商岭”。明万历年间，米商詹景瑞至饶州，见当地粮食欠收饥荒严重，便将所营销的4200石大米全部捐出，救活了无数的灾民。（摘文／汪根发、杜璟瑛）
婺源清代茶商名录
明清时期，婺源茶商发展成为徽商队伍中的一支劲旅，其经营的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活动范围之广，从贾人数之多，经商能力之强，均居徽州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其部分人的经商事迹颇具典型意义：
余圣材，字锦源，沱川人。与族人合贷重资业茶粤东，牙侩亏空，归鬻己产偿之。
李金淦，字均和，黄源潭人。以业茶致裕，倡设义仓。
程广富，字志高，凰腾人。少以家贫，佣于苏。旋挈二弟、三弟至苏贸易，将廛业交弟经理，自归家，就近业茶，渐致赢余。
程国远，渔潭人。尝偕友合伙贩茶至粤，公耗八百金，远念友资无从措，独偿之。
程锡庚，字君美，渔潭人。尝在广东贷千金回婺贩茶，一路资给难民，至饶州金尽。
李登瀛，字亘千，理田人。尝业茶往粤东，经赣被盗，力控究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