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商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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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饶文化底蕴

发布时间:2014-05-28 来源: 作者:admin 阅读数:322次

    1.儒学文化:以朱熹理学为代表。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理的含义:①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是事物的规律。③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朱熹对儒学发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熹是理学家,儒学家,教育家,关于他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哲学观念.是入世的哲学,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间万物的哲学,以人为中心,"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也是人类所憧憬的人生最高境界,是精神的理。 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②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其次,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
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
    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再者,关于格物致知论,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此外,对于心性理欲论,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2.道教文化:上饶的道教,历史悠久,约有1800余年。始于东汉而鼎盛于唐宋。相传最早有东汉延康元年(220),吴丹真人(名白水,号白水真人)经鄱阳至余干县李梅岭结庐修炼。三国时吴黄龙、赤乌间(232—245),吴国丹阳句容道士葛玄到弋阳县城葛溪之滨炼丹治病,后在弋阳江畔(今朱坑乡境内)捣药山居住修道炼丹。西晋咸宁二年(276),王遥在鄱阳县鄱阳镇景德寺巷建造了第一座道观玄庙观,授徒传道。东晋升平年间(357—361),葛洪先后到德兴妙元观凿井炼丹传道,后到上饶县灵山、葛仙峰、怀灵山、玉山县等地结庐传道,并在灵山葛仙峰收徒传道,是灵山灵葆派祖师。东汉建武三十年(54)至元和年间(84—86)正一派教祖张天师(张道陵)与弟子王长至贵溪云锦山炼九天神丹,相传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之,龙虎山便成了道教正一派发祥地(贵溪县古属信州府,后属上饶地区,1980年代隶属今鹰潭市。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说上饶是道教的发祥地)。以后,相继传入上饶、弋阳、铅山、玉山、广丰、横峰、余干、德兴、鄱阳、万年、婺源诸县,继而传遍全国。
    道教最基本的信仰是“道”。此“道”由其奉为经典的《老子》而来,只是道教徒们所理解的“道”是从宗教角度去解释《老子》的“道”,说它是“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并赋予它神秘的色彩,把它描绘成“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把老子《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衍变为“洪元、混元、太初”3个世纪,再一进步衍化为三清尊神(玉清、上清、太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因此,道教就从信仰“道”演化为遵奉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道德天尊等三位尊神。比如三清山山名的“三清”2二字就源自于这三位尊神。
道观建设。唐宋时代,由于朝廷的尊崇,道教受到重视,得以发展,道人地位提高,受封者增多,道观的建设也增多。据唐《六典》卷记载,唐朝全国宫观共1687所。上饶共有176所,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强。
    上饶著名的道观寺院有:三清山的三清宫、铅山的葛仙祠、上饶县的石人殿、德兴的妙元观、鄱阳的仙坛观等,都是千年古寺,文化积蕴丰厚。居观道士虽然不多,但民间群众进山朝拜者甚多。
    道教先贤中,对上饶影响最大的,当属葛玄与葛洪祖孙二人。
    葛玄(164—244)三国吴道士。字孝先,丹阳句容(今江苏)人。道教尊为葛仙翁,又称太极仙翁。各地乡村均有各种寺庙称葛仙庙。铅山葛仙山、葛仙祠,上饶茅家岭葛仙庙,都是为纪念他而命名。茅家岭葛仙庙在上世纪40年代被国民党三战区长官部改为集中营监狱,现旧址尚存。
    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他是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魏晋时江南一带,道教开始盛行,他曾随其从祖葛玄的学生郑隐学道,后又师事鲍玄。对道的追求从少年时起即开始。他潜心儒学、道学,广收民间杂书,后专攻道学。他把道学置于易经、儒、墨、法等之上。代表作有《抱朴子》、《神仙传》。他的思想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一面把道家术语附会到金丹、神仙的教理;一面坚持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主张立理必须有助于教化,同时又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反对贵古贱今,对化学、医学都有一定的贡献。
 
    3.佛教文化:佛教传入上饶,大约在东晋建武至咸康年间。史载,咸康年间(335——342)在弋阳建真如寺和莲塘寺,作为上饶建寺的标志。以后,有鄱阳永福寺、余干仇香寺、法慧寺、龙泉寺等。从东晋至南北朝期间,为上饶佛教的初创期。佛教在上饶传播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主要有禅宗和净土宗,其中又以禅宗为盛,净土宗渐融入禅宗,禅净双修。
隋唐为上饶佛教的发展、鼎盛期。寺庙兴建众多如铅山36处,德兴22处,广丰16处。铅山河口镇为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有利于文化交流,铅山鹅湖峰顶慈济寺,成为闻名遐迩的禅宗丛林(摘自饶祖天讲座《上饶佛教文化大观》)
 
    4.戏曲文化:以中国古代四大高腔之首---弋阳腔为代表。弋阳腔是南宋末年流传于江西弋阳地区的南戏与当地的方言土语以及地域民俗相融合,“辗转改益”滋生出的一种全新的地方腔调,因发源地而得名“弋阳腔”。其显著特色是“一唱众和”,以锣鼓伴奏,唱腔可塑性大、声调高亢,既具南方温柔敦厚之雅韵,又兼北方慷慨激昂之气质,刚柔相济、挥洒自如。
由于弋阳腔在声腔方面不断与各地民歌、山歌、小调及道教音乐相结合,因而使它极具生命力,来自民间,流传于民间,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仅明代弋阳腔剧目就有100种,曲牌400多个。著名的有征东记、征西记、东游记、西游记、南游记、北游记、卖水记、荆钗记、目莲戏等。
    明代经济繁荣昌盛,弋阳腔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明嘉靖年间,海盐、余姚两腔还在江浙一带徘徊,昆山腔仅“止于吴中”,弋阳腔却一枝独秀,金戈铁马般长驱直入向全国扩展。
向北,弋阳腔进入安徽,发展成为青阳腔和徽池雅调;到江苏发展成为四平腔;到北京则成为了北京的京腔,即京剧的雏形。
    向西,弋阳腔由赣入湘,发展成长沙高腔,转进四川,成为“清戏”;而据《南词引正》所记,此时云贵二省弋阳腔也很盛行,如云南的纳西古音乐。
    向南,弋阳腔跨大瘐岭入粤,形成了广东高腔。
    向东,影响直抵昆山腔的发源地松江一带。再由西而北至山西、河南……到处可觅弋阳腔的踪影。
    而在江西,弋阳腔的演出北至九江,南达赣州,中到抚河,非常热闹。弋阳腔的所在地赣东北一带,更是大兴土木,建造戏台,逢年过节或酬神赛会都有弋阳班社的演出活动。
    弋阳腔产生后的400多年里,在全国衍生出一个庞大奇丽的高腔体系。北京、湖南、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等十多个省市的高腔剧种都源于弋阳腔或深受弋阳腔影响。弋阳腔对京剧、湘剧、川剧、秦腔等四十四个剧种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因此弋阳腔也被称为是中国高腔戏曲的鼻祖,被誉为中国四大声腔之首。后来昆山腔全国风行,将海盐腔和余姚腔取而代之,但最早的弋阳腔仍在与之齐头并进。在当时中国舞台上,为人所推崇的“雅音”昆山腔和所谓的“俗唱”弋阳腔,形成了戏曲界著名的“剧坛两大盟主”、“南昆北弋”的局面。
    5.稻作文化:以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为代表。2010年万年“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被联合国授予农业文化遗产。万年被称为“世界稻作起源地”。1.4万年前,万年仙人洞先民制作出了世界第一个陶器,点燃了世界陶瓷文明的火焰。1.2万年前,万年仙人洞先民种植出了世界第一棵水稻,升起了世界稻作文明的太阳。世界农耕文化——稻作文化从此开始。
上饶已发现的原始农业文明文化遗址有48处之多。其中,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文化遗址、广丰蛇头山文化遗址最为著名。
    当仙人洞先民在上饶这块土地上移植下第一棵水稻,就昭示了上饶乃至赣鄱大地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起源中心区。如今,鄱、余、万等县仍是中国重要的稻粮区。一万多年来,上饶人过着“饭稻羹鱼”的农耕生活,形成了包括歌谣、民俗、耕技等在内的独具上饶地方特色的稻作文化。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文化遗址,是1.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与1.2万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出土了目前世界最早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标本(1.2万年前),以及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割穗蚌器等磨光石器和饰纹圆底陶罐(1.4万年前)。仙人洞先民在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稻作和饲养家畜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将浙江河姆渡发现的中国稻作文化提前了5000年,使原始农业文明上溯到了1.2万年前,万年由此成为目前已知的世界农业文明最早的起源地。
    农作物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次伟大革命。人类何时何处将野生稻驯化成为栽培稻,是中外考古学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话题。中国江西上饶万年的一个发现之旅,再次让世界热议这个话题。
    仙人洞与吊桶环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使考古学界对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限、农业文明的起源,以及陶器、磨制工具等的起源,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考古学界认为,可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提前到在距今1.2万年前。据此,原始农业文明上溯到1.2万年前。      使用陶器、制作磨光石工具等,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它们的起源,应当与食物生产的起源和发展有关,自然也应该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或更早的遗存中探寻。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多次考古发现大量的饰纹陶器,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陶器。考古学界测定,这些陶器距今1.4万年,是陶器起源阶段的产品。据此,可认为陶器的起源是在栽培作物发生之前。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广丰社山头遗址、铅山县马鞍山遗址等原始农业古文化遗址,都是上饶稻作文化的源头。
    6.诗词文化:以唐代著名诗人,广丰县人王贞白和南宋词人辛弃疾晚年在上饶县、铅山县等地创作的大量诗词名篇为代表。以鄱阳县南宋词人姜夔、上饶县宋代诗人徐元杰、弋阳县宋代爱国诗人谢枋得、铅山县清代文学家蒋仕铨等为典型。
 
    7.书法理论:以鄱阳县南宋姜夔著的《续书谱》为代表。
 
    8.教育文化:以朱熹编著的《四书集注》为代表,此著被明、清两代定为士子必读的教科书。以方志敏在横峰县葛源创办的“红色报馆”、“工农红军第五分校”、“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学校”为典型。
    9.茶文化:以茶圣陆羽与上饶的情结为典型。饮茶之风,始盛于唐。开风气之先者,茶圣陆羽(733—804年,字鸿渐,号“茶山御史”,湖北天门人,长期游居江南各地,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闻名于世,被尊为“茶圣”、祀为“茶神”)。于是,中国有了茶道与茶文化,有了上饶茶道与茶文化。
    茶圣陆羽,一生云游江南各地、亦佛亦儒亦侠亦俗,在上饶前前后后客居了10年,写了一段茶文化的历史。
    陆羽居上饶茶山(《上饶县志》记载:“陆鸿渐宅在府城西北茶山广教寺。昔唐陆羽尝居此。”)时,自号为“茶山御史”,潜心茶事,留陆羽泉(清张有誉《重修茶山寺记》:“信州城北数里岿然而峙者,茶山也,山下有泉,色白味甘。陆鸿渐先生隐于尝品斯泉为天下第四,因号陆羽泉。”);居余干东山时,品山前赵泉水,品为天下第二;居弋阳时,在城北觅得一泉,凿石灶煮茶,泉灶今犹在。
    “俗人多泛酒,茶添话语香。”人们每在陆羽留下的这些遗址凭吊,遥想陆羽当年汲泉煮茶,定然会作如是想。
    唐至德元年(756年),陆羽从湖北天门沿长江而下,经鄂州、黄州、彭泽等地,一路游览寺观,采茶品水,结交名士,来到上饶。他登上上饶城北的一处小山,面前是明亮的信江,后面是苍翠的灵山,风光无限好。于是,他便在此建草庐,辟茶园,凿石井,环居栽竹种花,绕园插柳植藤,独享一片风水。此处,就是今上饶市一中,从前称茶山寺(因陆羽居此种茶、品茶,其寺名为茶山寺)。
    茶园数亩,石泉一方,汲泉煮茗,茶香清心,壶里乾坤,看浮华世事,品人生苦乐。纱巾短褐,竹笠麻鞋,闲步信江岸边,泛游武夷山中。陆羽在上饶定然是“过”得好逍遥,有孟郊(751—814年,浙江人,诗人)诗为证。孟郊为陆羽在茶山所建的新庐写了一首诗——《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惊彼武陵状,移归此岩边。开亭拟贮云,凿石先得泉。啸竹引清吹,吟花写新篇。乃知高洁情,摆落区中缘。”诗中描写了陆羽当年新开山舍之清新雅致的环境,仿佛是一个世外桃园,说陆羽飘逸风韵脱了尘世缘。
    《新唐书·列传·陆羽传》说:“(陆羽)披露深山去,黄昏蜷佛前。耕樵皆不类,儒佛又两般。”闲游在上饶山水间的陆羽,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品水;或迟疑徘徊,诵经吟诗;或杖击林木,手弄溪水。每每出游,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满获,至日暮兴尽,方号泣而归。回到茶山,抑或友人来访,月色中,与友人相坐煮茶至夜阑。
     浙江湖州有一个叫皎然的诗僧,嗜茶擅诗,听说陆羽在上饶,赶来相会,论茶数月,甚得其趣。皓月当空的夜里,信江河风徐徐,茶山树影婆娑,这两位心性高洁之人谈了些什么呢?肯定是话题不离一个“茶”字。当然皎然会说:茶,是真和善,是美与雅,是趣和悟。陆羽则这样说:茶,蕴含着自然、灵动和智慧,凝聚着基本的人性,是含蓄、温绵和柔韧,是自尊、独立和宽容,是普遍的良心。在这两个茶友看来,茶,根深土中,擅自然之秀气,钟山川之灵气,四季长青,高风亮节,坚贞,长寿,吉祥,可以冶情,可以养性。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湋在一幅联语中称陆羽是:“一生是墨客,几世做茶仙;(不愿)禁门面曙漏,(趣在)顾渚入晨烟。”陆羽在《自传》中则说自己是:“喜是攀阑者,未必负鼎贤,拜井孤城里,携篮万壑前。”皎然说陆羽的情趣是:“己高物外赏,放浪心自足。身关白云多,门占春山尽。最赏无事心,篱边钓溪近。”这种茶仙境界,是没有滚滚红尘中沽名钓誉的浮躁。
    戴叙伦(732—789年,浙江人,诗人)、颜真卿(705—789年,陕西人,书法家)先后到上饶与陆羽坐而论茶。戴颜二人大概都问了一个话题:“茶之于为官,有何意义?”陆羽不加思索地说:“可以养廉。以茶代酒,以茶育德,以茶修身,以茶敬宾客,可以抗奢华之风。”孟郊与陆羽是忘年交,他中了进士,出任县官,赴任前专程到上饶拜见陆羽,请教为人做官之道。陆羽要他像做一个茶人一样,应具备一份旷达的胸襟,一种发乎自然的性情。想必孟郊是这样理解陆羽这番话的:山野是茶的天堂,旷远是茶的意境。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机关算尽的人生,不是茶人的生存状态。真正的茶人,苦甘同味,人茶共体,表里如一。饮茶不是单纯的解渴、养生,而是灵魂之饮、心境之需,是一份心情,是一种境界,是心灵的澡雪,是人性的放牧。做人为官,如喝茶。
    婺源茶道:1992年初夏的夜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观赏始于唐代、因茶而兴的婺源茶道,因其“以茶立德,以茶陶情,以茶会友,以茶敬客”、“追求汤清、气清、心清、器雅、境雅、人雅”的茶道之美,数次端起微型摄像机拍摄茶道表演场景。
    早在唐代,婺源游山村即因出茶商而著名。《宋史·食货》把婺源绿茶列为全国六种名茶“绝品”之一。明清时,婺源绿茶被列为向朝廷进献的“贡茶”。明朝时,婺源县每年进贡朝廷的极品茶叶都在2500公斤以上。明嘉靖年间,婺源人汪宏以本县大畈灵山茶进贡朝廷,获得皇帝钦赐的“金竹峰”金字匾额。十八世纪,婺源绿茶已进入国际市场。
    婺源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境内山峦起伏,溪涧纵横,终年雨润风湿,雾罩云遮,是茶叶生长的灵秀之地。陆羽在《茶经》中说:“歙州茶生婺源山谷。”婺源人说:“茶叶兴、婺源兴。”
今天,具有“汁浓、味醇、汤碧、香高”独特品质的婺源绿茶,因“中国绿茶品质之最优者”和“世界上口感最美妙的绿茶”而誉满全球。中国绿茶,是婺源绿茶打造出来的。婺源绿茶,是婺源人的浓浓绿茶情浇铸的。
 
   10.医学文化:以玉山县当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胸外科积生物医学工程奠基人之一黄家驷为代表。